辽宁省首次摸排“土特产查包養app”家底_中国网

即日包養起,辽宁省将围绕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三大产业,以县(市、区)为单位开展摸底调研;组织开展一二三产全产业包養链调研摸底,摸清“土特产”种类与区域、规模与产量、链条与产值、企业与品牌等重要产业基础信息,这是1月24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的。 做强农业特色产业是2024年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是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八大攻坚”任务的重要内容。辽宁省首次全面开展“土特产包養”家底摸排工作,旨在为全省研究制定产业发展指导政策,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等提供基础性支撑。 包養網辽宁省农业特色产业资源丰富,除了全省确定的摸底品种外,各地具有一定特色、一定规模、一定包養網比較区域的农业特色产业品种,也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填尽填。同时开展全产业链摸排,各地要将一二三产的种类区域、规模产量、链条产值、从业主体、项目品牌等核心数据摸排清楚。此外,还要做好“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情况调查,从村镇的角度看产业,摸底专业村、专业镇。

河西走廊绿洲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的若干思考与建议_中国发展门查包養網站比較户网-国家发展门户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绿洲是干旱区的重要国土空间,是干旱区农业发展的核心地带。绿洲化是干旱区的重要地理过程之一,是干旱区农业开发与水资源利用的重要区域。在干旱区由于水资源的限制,总体上天然绿洲与人工绿洲存在相互消长的关系——在有限水资源条件下,人工绿洲规模的扩张必然导致天然绿洲用水量的缺失。失去天然绿洲的防护,人工绿洲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干旱区区域尺度上,以流域为单元,以水资源为约束条件,考虑气候变化及绿洲稳定性、承载力、抗御干扰的能力,确定天然绿洲和人工绿洲比例,界定绿洲农业适度规模,成为绿洲乃至干旱区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河西走廊既是我国东联西出的重要通道,也是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既是我国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又是西北地区典型灌溉农业区。经过70多年的建设,河西走廊在社会进步、交通条件、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但水资源越来越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因子。1990年之前河西走廊绿洲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1990—2000年开始迅速扩张,2010年以来增幅仍很明显。河西走廊绿洲土地面积急速扩张加大了区域水土资源的匹配错位,农业生产用水严重挤占了生态用水比例,增加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干旱区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始终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之间博弈的关键,实现生态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平衡,是诸如河西走廊等水资源非常有限区域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以河西走廊为例,在分析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提出平衡一个区域有限水资源供给下的生态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原则和方法,为干旱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河西走廊绿洲发展与利用现状 河西走廊概况 河西走廊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区,东起古浪峡口,西至甘新交界处,长1000余公里,拥有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等三大内陆河流域,跨越青海、甘肃和内蒙古3个省份,总面积达27.6×104km2。河西走廊景观镶嵌生态类型多样、地形地貌包括南部的祁连山褶皱和阿尔金山断块、北部的阿拉善台块和北山(马鬃山)断块带、中部的坳陷等3个地理单元。其中,祁连山年降水量为200—800mm,是河西走廊地区内陆河的发源地,祁连山北麓每年平均向走廊平原区输送70.1×108m3地表水资源;走廊北山是龙首山、合黎山与马鬃山的统称,系长期剥蚀的中低山和残山,海拔低于2500m,大部分地区年降水不足150mm,不易形成地表径流;南北两山之间海拔1000—2600m的走廊是绿洲主要分布区(图1)。区内大黄山和黑山把走廊平原分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3个相互独立的流域。 河西走廊水土资源状况 河西走廊平原区年降水量低于150mm,区域降水对水资源的贡献很小。地表水主要来源发源于祁连山脉的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近20年来各流域出山径流量呈现增加趋势(图2)。根据《甘肃省水资源公报》和《甘肃省第三次水资源调查》成果,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流域近20年平均水资源量分别为16.53×108m3、25.17×108m3和24.13×108m3,全域平均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共66.28×108m3。2019年,区域内人均水资源量约为1270m3,显著低于人均1700m3的国际警戒线和2100m3的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对6期遥感数据的解译发现,河西走廊绿洲面积由1975年的1.48×104km2增加到2019年的2.14×104km2,呈现扩张趋势。其中,1990年前相对稳定,1990—2000年迅速扩张,2010年以来增幅显著(图3)。从土地利用类型来看,耕地是河西走廊绿洲规模扩张的主要贡献者,从1975年的0.99×104km2增加到2019年的1.46×104km2,增加47.4%,贡献绿洲面积扩张的70.7%;其次为草地和建设用地,分别贡献18.6%和6.7%。 河西走廊绿洲水资源利用状况 近20年河西走廊水资源利用特征是,生产用水总量和平均用水量下降,但地下水用量仍较大。2019年,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流域总用水量分别为21.55×108 m3、34.6×108 m3、12.8×108 m3,较1999年减少了18.57%、0.23%、15.85%。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也得到提升,每公顷农田灌溉用水量分别从1999年的10725m3、9435m3、15180m3,下降至2019年的7440m3、6435m3、8880m3。但是,石羊河地下水开采量由1999年的12.71×108m3下降到2019年的7.05×108m3,疏勒河流域由1999年的3.36×108m3下降到3.14×108m3,下降幅度分别为44.52%、6.56%;黑河流域地下水使用量出现增长趋势,由1999年的5.45×108m3提高至2019年的9.67×108m3,增加幅度为77.49%(图4)。总体上,受政策性干预与行业配置约束,河西走廊绿洲水资源短缺状况有所缓解,但在长期累积缺水问题和绿洲面积扩大共同驱动下,仍需开采地下水资源弥补地表来水的不足,结构性缺水仍是制约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河西走廊绿洲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绿洲规模扩张超过了水资源的承载力 绿洲规模扩张是干旱区的主要问题,绿洲扩张较快地区既是干旱区人类活动最为频繁、人地关系最为敏感的区域,也是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已对区域农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可持续性形成挑战与威胁。河西走廊绿洲规模扩张主要是耕地面积增加所致,耕地面积从1975年的0.99×104 km2增加到2019年的1.46×104km2,增加了47.4%,包養網贡献了绿洲面积变化的70.7%;其中,石羊河流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较高的人口密度加之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导致流域内耕地快速增长。如果按照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69.9×108m3,多年平均农业用水占比83.34%,单位面积农田用水定额6000—6750m3/hm2匡算,则整个河西走廊灌溉农田面积应为0.82×104—0.92×104 km2,水资源承载耕地面积超出0.54×104—0.64×104 km2(表1)。因此,水资源总量有限情况下,绿洲规模扩张增加了区域农业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加剧区域水资源压力的同时挤压了生态用水,阻碍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氮肥过量施用增加绿洲地下水污染风险 河西走廊传统绿洲农业具有单季农作物高产、化肥施用量和灌溉量较高的特点,尽管正在着力改变传统的“高产高水肥”的方式,但氮肥的过量施用导致浅层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的问题依然存在。据统计,河西走廊绿洲单季作物氮肥施用量超过450kg/hm2,甚至于部分区域为提高制种玉米收益达到600kg/hm2。绿洲土壤入渗率相对较高,导致氮肥容易随水分下渗;研究表明,在老绿洲土壤质量较好的区域氮肥损失率约为40%,在沙质土壤区域氮肥损失率可达61%,这加剧了河西走廊绿洲地下水氮污染风险。2015年张掖盆地浅层地下水硝酸盐浓度的平均值为49.46mg/L,为2004年的2.33倍;硝酸盐浓度最大值达283.32mg/L,为2004年最大值的1.88倍,超过了GB/T 14848—2017《地下水质量标准》中Ⅲ类水(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工农业用水)限量值(20mg/L)。2008年区域地下水硝态氮浓度超标率为32%,2018年已增加至40%,相较超出8%。因此,“过量氮肥投入维持农业高产”的农田水肥生产方式,造成了河西走廊部分地区硝态氮淋失和地下水硝态氮超标,增加了区域地下水硝态氮的污染风险。 目前防护林体系不能满足变化环境下的绿洲农业生产 河西走廊防护林是干旱区农田生态系统的重要屏障,在改善区域小气候、减轻和防御各种农业灾害、保证农业生产持续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干旱区生态建设工作不断深化、区域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转变,农田防护林的功能和作用发生了一定变化。目前的防护林体系已不能很好满足新形势下干旱区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需求。特别是随着河西走廊部分绿洲作物结构从以小麦为主调整为以玉米为主,对小麦生产影响严重的干热风已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气象灾害问题;现有50m左右宽度的防护林网设置导致林带附近玉米减产,不利于机械化操作和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等缺点显现。主要体现在:①由于林木树种单一、稳定性不高,导致防护林体系逐渐退化;②现有林网规格偏小,胁迫作物生长并制约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③干旱区地下水位下降及农业节水技术普及,使防护林水分补给受到限制;④绿洲面积不断扩张,原有防护林体系需进一步延展。因此,在河西走廊绿洲快速扩张背景下,原有的防护林体系建设和水资源配置需要进一步优化,以适应新的绿洲格局,保护区域的生态安全和绿洲稳定。 长期地下水采补不平衡威胁区域生态安全  自从河西走廊内流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实施以来,地下水的开采量明显下降,但仍然不能恢复采补平衡。1999—2019年,河西走廊绿洲降水量和出山径流量明显增加,地下水超采现象得到一定遏制,但地下水位累积深度相对较低,超采面积较大,地下水超采和采补不平衡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数据显示,河西走廊绿洲降水量和年径流量处于增长趋势,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和嘉峪关等河西走廊5市降水量从1999年的64.15×108m3、11.15×108m3、95.25×108m3、160.69×108m3、1.14×108m3增长至2019年87.88×108m3、19.24×108m3、134.89×108m3、254.41×108m3、2.63×108m3;昌马河(昌马堡站)、黑河(莺落峡包養網站)、杂木河(杂木寺)年径流量从1999年的12.85×108m3、16.22×108m3、1.678×108m3增长至2019年16.91×108m3、20.64×108m3、2.91×108m3。但从河西走廊用水量来看,2019年,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和嘉峪关等河西走廊5市用水总量分别为15.00×108m3、6.51×108m3、20.65×108m3、24.78×108m3和2.33×108m3,总量达到69.27×108m3。其中,地表水供给量分别为10.26×108m3、4.17×108m3、15.6×108m3、18.15×108m3和1.2×108m3,总量为49.38×108m3;地下水供给量分别为4.74×108m3、2.34×108m3、5.05×108m3、6.64×108m3和1.13×108m3,地下水供给总量为19.89×108m3。地下水持续开采和补充不及时导致地下水采补不平衡。2019年,河西走廊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高且超采严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酒泉、张掖、武威3市,超采区面积1.33×104km2,占甘肃省超采区面积的81%;金昌昌宁盆地超采区水位下降,降幅为1.94m,武威市民勤县、古浪县大靖盆地超采区降幅为1.16—1.19m,酒泉超采区降幅为1.17—2.33m。地表水资源能满足地区生产生活需求,以及地下水采补不平衡依然是河西走廊地区水资源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长此以往,区域地下水漏斗将持续形成,不仅影响着依赖浅层地下水的天然植被的稳定,而且对区域的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河西走廊绿洲发展建议 河西走廊绿洲水土资源匹配的原包養则与策略。①水土资源平衡原则。以水定绿洲规模,将区域地下水变化作为评估绿洲可持续性的参考指标。以近20年流域平均水资源量、最大水资源量包養網、最小水资源量为基础,以40%、60%、70%、80%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情景,将干旱区内流河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作为约束条件,在水资源利用率不超过70%的情景下,确定流域尺度上人工绿洲的规模和农业发展,并将区域地下水位的动态稳定作为判别干旱区流域尺度绿洲可持续的参考指标。②生态和生产用水的界定原则。针对内陆河流水土资源匹配特征、地下水变化规律、社会经济状况和生物气候条件,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开展维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等不同要素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的生态和生产用水的界定核算,并确定保障绿洲生态系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和生产用水量。③绿洲建设与生态保护原则。绿洲建设以生态用水为约束条件,确定绿洲人工补充灌溉植被的规模,以及利用局地降水再分配特征确定雨养天然植被的抚育和补植强度。根据以上原则,70%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情景下,河西走廊绿洲规模应保持在1.50×104km2,有效灌溉耕地上限为0.64×104 km2。 依据绿洲区位特点,合理配置水土资源,既要提升新垦绿洲农田的地力,更要保护老绿洲耕地。将绿洲由内向外划分为核心、边缘和防护3个功能区,构建“高值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的绿洲农业系统。核心区应以种植高效、高产值经济作物的“高值农业”为主体;新垦绿洲农田以推行“粮-饲”种植结构,结合一定规模养殖业的“循环农业”为主体。同时,减少老绿洲的非耕地化,将建设用地和其他空间上可替代的用地安排在绿洲边缘新垦区;将节水高效且对土地生产力要求不高的设施农业布局在绿洲边缘。 明晰流域水系功能定位,结合流域尺度生态环境和社会服务功能需求,合理分配上、中、下游用水模式和总量,将绿洲水资源的20%—30%作为生态用水。参考河西走廊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等流域历史自然属性,根据自然保护区、生物栖息、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维护等重点功能区划分,考虑不同流域阶段的空间关系、周边开发强度和用地功能,分析流域内水系的社会服务功能需求,各流域上游地区以保持水源涵养能力为主,水资源利用量不超过10%;中游地区以实现区域社会经济服务功能为主,维持生态系统稳定为辅,水资源利用量控制在30%—40%;下游地区以保障生态系统稳定和区域生态安全为主,生产生活用水为辅,水资源利用量控制在20%—30%;剩余20%—40%的水资源量作为机动用水量。绿洲尺度上生态用水应该保证在20%—30%,用水区域重点布局在流域中下游地区。在绿洲生态用水总量约束下,优化绿洲系统林田湖草沙体系用水分配,将河西走廊每公顷绿洲用水量维持在6000—9000m3,以此确定绿洲防护体系的规模、结构和空间配置,实现有限水资源条件绿洲稳定和农业可持续的目标。 加强荒漠植被原真性保护,尽量减少对荒漠植被的干扰,适当建立低耗水的荒漠河岸植被带和环沙漠边缘的雨养防沙体系,尽量在不改变局地水循环情况下开展干旱区生态建设。以加强荒漠植被原真性保护,减少对荒漠植被干扰为主要手段;不过分强调人工植被建设规模,综合考虑国防、经济、生态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科学合理确定干旱区人工植被建设的区域、范围和规模。绿洲外围荒漠区以耐旱的“雨养植被”为主,减少选用速生的柳树、杨树、松树等高耗水树种。远离绿洲的荒漠区以保护天然荒漠植被为主,减少人工干预。在环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考虑重点生态功能保护、荒漠植被保护与恢复、人工绿洲生态建设、线状交通基础设施和片状工矿综合治理、新能源基地建设生态保护等,在保护原有荒漠植被的基础上,建设以乡土植物为主、就地取材设置沙障保护的雨养人工固沙植被,完善天然植被和人工植被相结合的环巴丹吉林沙漠边包養缘防沙体系。 加强河西走廊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的长期监测和定期评估,提出基于长期监测数据的适应性管理对策,不断提升干旱区绿洲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干旱区生态建设合理性论证的基础上,对其可行性和预期效益进行深入分析预估后制定长期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效果进行长期监测和短期后评估,根据监测数据和后评估取得的认识制定管理对策,实行适应性管理。同时,建立科学的生态建设综合评估体系,评估建设效果(短期)、管护成效(中期)和生态效益(长期)。不断深化对生态建设是否符合科学规律、管护是否合理、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状态如何等认识,创新景观优化理论,集成生态服务提升技术与模式,提出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稳定的适应性管理策略,提高干旱区生态建设和生态系统管理水平。 (作者:赵文智、任珩、杜军、杨荣、杨淇越、刘鹄,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临泽内流河流域研究站;《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动真碰查覓包養價格硬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_ 中国发展门户网-国家发展门户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 201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2015年8月30日,中办、国办印发该方案,标志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正式建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7年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紧锣密鼓,压茬推进。实现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两轮督察全覆盖,第二轮督察还把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央企业纳入督察范围,“敢于动真格,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不放松,成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7年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取得“中央肯定、百姓点赞、各方支持、解决问题”的显著效果。“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决查处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件、解决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成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和重大改革举措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制度性保证,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体现了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每个关键阶段和重要环节,都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总书记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认认真真把这项工作抓实抓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力有序展开。 从2015年底在河北试点起,3年时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完成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轮督察全覆盖,并分两批对20个省份开展督察“回头看”。 2019年6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印发实施,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范督察工作。《规定》明确,成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7月,第二轮督察全面启动。在督察对象上,明确把省级党委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中央企业作为督察对象;在督察内容上,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况,以及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等作为督察重点;在督察方式上,例行督察、专项督察共同发力,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在督察体系上,实行中央和省(区、市)两级督察体制,省级督察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延伸和补充,不断形成督察合力。 今年6月初,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相继向河北、江苏、内蒙古、西藏、新疆5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反馈督察意见,第二轮督察圆满收官。 督察整改是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环节,是检验督察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今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进一步推进督察包養網 花園整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完善督察整改工作长效机制。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不断攻坚克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事件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松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着力推动这些突出问题彻底解决。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局部生态破坏问题一度十分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整改。 通过督察推动,144宗矿业权全部分类退出,42座水电站分类处置,生态环境逐步恢复,大美祁连的景象又回来了。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来到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一场,实地了解马场改革发展和祁连山生态修复保护情况。得知中央提出的整改任务已基本完成,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总书记给予肯定:“这些年来祁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大见成效。” ——前些年,一些人盯上陕西秦岭的山水,企图将“国家公园”变为“私家花园”,一栋栋违规、违法修建的别墅侵占秦岭山脚的绿色。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如今,相关问题得到彻底整治,多个违建别墅旧址变身公园绿地,成片树木郁郁葱葱。地方党委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会深刻汲取教训,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长期性,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内蒙古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一湖两海”污染防治问题,强调“要对症下药,分别制定治理方案,既急不得,也慢不得,要按规律办事”。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高度关注“一湖两海”生态环境保护,多次指出治理抓得不紧、推进不够,一些规划项目降低标准、放松要求等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全面推进综合治理,从“治湖泊”向“治流域”转变,使“一湖两海”重现勃勃生机。 ——“滇池是镶嵌在昆明的一颗宝石,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再接再厉,把滇池治理工作做得更好。”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云南滇池等高原湖泊保护。 2021年第二轮第三批督察进驻云南,紧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情况,公开曝光滇池“环湖开发”“贴线开发”等问题,直指昆明长腰山区域被房地产开发项目蚕食、部分项目侵占滇池保护区。当地深化认识、推动整改,长腰山滇池一、二级保护区内违规建筑已全面拆除,林草植被重建,复绿面积达94万平方米。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还严肃查处了吉林长白山违建高尔夫球场及别墅、广西凤山世界地质公园野蛮开采、海南违规围填海、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建突出、青海木里矿区非法开采、新疆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相关整改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督到哪儿,讲到哪儿,落实到哪儿,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落实。 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相关负责人都明确表示,督察不仅是对地方、部门、中央企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检查和把脉会诊,也是政治体检。

最高检召开“加强综合司法保护 守护未成年查包養人健康成长”新闻发布会_中国网

    最高检定于3月1日(周五)上午10点,召开“加强综合司法保护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闻发布会,通报2023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以及检察机关协同各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发布最高检第五十批指导性案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题),并回答记者提问。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 李雪慧: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是最高检“迎两会·包養網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第五场,主题是“加强综合司法保护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嘉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宫鸣先生;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市第十六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唐景丽女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一级巡视员许旭女士;最高检第九检察厅(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缐杰女士。 今天的发布会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通报2023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以及检察机关协同各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二是发布最高检第五十批指导性案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题);三是回答记者提问。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千万家庭幸福安宁,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祖国未来和民族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去年以来,检察机关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综合运用“四大检察”职能,不断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助推形成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治理大格局。 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请宫鸣副检察长通报有关情况。 2024-03-01 10:05:1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宫鸣: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首先,衷心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检察工作的关心支持!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承担着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责任。2023年,各级检察机关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深化“四大检察”融合履职,加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携手各方力量,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一、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决策部署,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是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态势。2020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4.3万人,年均上升5.4%。孩子遭受侵害,既是家庭的伤、也是社会的痛。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惩治暴力伤害、强奸、猥亵、拐卖等严重犯罪,从严打击成年人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多发问题,最高检会同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依法严惩利用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即对胁迫或者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的,依照猥亵犯罪定罪量刑。此外,最高检牵头“两高两部”发布《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首次举办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公检法同堂培训班,进一步从实体上、程序上和司法实践上统一标准,消弭分歧,形成合力。大力强化诉讼监督,对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出抗诉566件,同比上升21.7%。甘肃王某某强奸同村智力残疾女童,拒不认罪,三级检察机关接力监督,最高检依法提出抗诉,被告人从无罪被改判有期徒刑。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王某性侵案,针对无罪判决,检察机关从十几万条聊天记录中抽丝剥茧,固定犯罪证据,依法抗诉,被告人从无罪被改判有期徒刑六年。 二是坚持依法惩戒和教育挽救相结合,对涉罪未成年人宽容不纵容。近年来,从全国总体情况看,未成年人犯罪仍呈上升趋势。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其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约1万人,盗窃、强奸、抢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5类犯罪占比近7成;同时,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整体下降、涉严重暴力犯罪趋于平缓、涉网络犯罪逐渐增多。针对这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检察机关积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一体落实“保护、教育、管束”理念,根据未成年人的犯罪性质、主观恶性、危害后果不同,采取相应的惩戒教育措施。对于实施严重犯罪、性质恶劣、不思悔改的未成年人,依法惩治、该严则严,批准逮捕2.7万人、提起公诉3.9万人。对于犯罪较轻、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当宽则宽,不批捕3.8万人,不起诉4万人。不论怎样处理,检察机关都认真落实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各项诉讼权利,通过心理干预、观护教育等多种方式,把精准帮教贯穿办案始终,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三是坚持因人因案施策,全面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工作。认真落实最高检《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对遭受犯罪侵害或因案件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实行“应救助尽救助”,既帮助未成年人尽快摆脱生活困境,也着眼改善身心状况、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2023年,检察机关司法救助未成年人近2万人,发放救助金1.9亿元。协同公安机关、妇联推进集身体检查、心理疏导、取证、救助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建设,建成“一站式”询问救助办案区2053个,会同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及社会力量妥善做好心理干预、身体康复、复学转学等工作,努力不让一个受伤的孩子掉队。 2024-03-01 10:10:37 宫鸣: 二、深化“四大检察”综合履职,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司法办案发现,一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受到侵害,往往与抚养、监护、教育等民事、行政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有很大关系。自2021年起,最高检全面推行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工作,把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案件归口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统一办理,统筹运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抗诉、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多种方式,多管齐下,强化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综合司法保护。 2023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同步审查发现其他类型案件线索,综合运用各项检察职能,办理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案件3.1万包養平台推薦件。比如,浙江检察机关对有滥用药物问题的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时,同步审查发现有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行药品经营和流通监管职责,致使未成年人可以随意购买并滥用药物,侵犯未成年人公共利益,检察机关通过制发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促推职能部门出台相关意见,强化了药物滥用的源头治理。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时,同步审查发现其他类型案件线索,通过综合履职办理公益诉讼、行政以及刑事立案监督等案件670件。在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时,同步审查办理民事、行政等案件689件。针对未成年人诉讼能力偏弱,无法有效行使诉权问题,依法加大对涉及监护、抚养等问题的支持起诉力度,办理涉未成年人支持起诉案件7700余件,同比上升2.1倍;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4万件,同比上升1.4倍,在法治轨道上倾情守护广大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三、做实诉源治理,推动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德国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查包養行情模式研究_中国网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不断变革的科学研究范式和日益增强的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提高了科技创新的难度,加深了科技创新的复杂度,加快了科技创新的速度,对传统单一主体的科技创新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协同创新逐渐成为“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创新型国家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趋势。 我国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在协同创新组织方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发展了创新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联合研发平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新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还存在不少弊端,协同创新的广度、深度、效果和持久性有限,没有形成基于利益驱动的协同创新长效机制。如何将科技创新主体有效协同起来,以最优化的组织模式进行创新,对于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作为科技创新强国,其科技创新体系具有独特优势,各创新主体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了相互合作的协同创新关系。德国四大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MPG,以下简称“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FhG)、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WGL)、亥姆霍兹联合会(HGF)作为德国科技创新体系中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链上各司其职,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体现了协同创新的组织特征并取得显著成效。本研究以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研究对象,从协同创新目标、合作机构、组织机制、出资方式、政府作用和合作成效等方面,分析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做法和经验,为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的协同创新组织建设提供参考。 协同创新理论相关研究 随着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协同创新的思想也逐步兴起。20世纪7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系统性地提出了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是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结果产生1+1>2的协同效应。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彼得·格勒(Peter Gloor)最早给出协同创新的定义,即“协同创新是由自我激励的人员组成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进行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我国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协同创新是指不同创新主体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合理分工,通过创新要素有机配合,经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单独要素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协同创新作为一种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集约性、学习性、有机性、自组织性等特征。 协同创新的组织方式具有多样性,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类并给出分类依据。例如,2004年,李焱焱等依据创新主体作用的差异,将产学研合作分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型、共同主导型4种模式:政府主导型又分为政府指令型和政府推动型2种形式;企业主导型包括委托开发、合作开发、共建研究机构3种形式;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型包括技术转让和专利出售等形式;共同主导型以利益为纽带,合作各方在平等地位下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2012年,鲁若愚等从创新主体合作的紧密程度,将产学研合作划分成技术转让、委托研究、联合攻关、内部一体化、共建基地、共建实体6种模式:技术转让的常见形式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出让技术,企业受让技术;委托研究是指企业作为委托方将研究任务委托给高校、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进行研究的一种行为;联合攻关的模式多以科研课题为载体、以课题组为依托,由产学研各方合作进行研究开发;内部一体化的典型形式是高校或科研院所开办企业,通过组织创新的方式将科研活动与现实经济相联系;共建基地和共建实体2种形式是指产学研各方共同投入,组建联合研发机构、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基地或研发实体。2015年,王章豹等根据协同创新组织层次和紧密程度将产学研协同创新分为项目式、共建式、实体式、联盟式和虚拟式5种组织模式:项目式包括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协同攻关3种形式;共建式的具体形式有共建研发基地、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共建高科技园区3种形式;实体式分为以高校科技企业为典型的内部实体模式和产学研各方组建法人经济实体的外部实体模式2种形式;联盟式以产业技术联盟为代表,可分为行业性产业技术联盟、区域性产业技术联盟和跨行业跨地区产业技术联盟3种形式;虚拟式则是指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建立起的网络化虚拟组织形式,有产学研虚拟合作教育和虚拟研发平台等形式。 之前文献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产学包養網研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核心地位,较少研究关注处于创新链不同环节的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本研究尝试以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多种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例,从创新链视角分析科研机构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德国科研体系及四大科研机构的定位 德国科研体系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3个板块组成。高校从事广泛的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亥姆霍兹联合会为代表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是德国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的重要科研力量,是国家战略性重点研究项目的主要承担者;企业主要开展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应用研究,是产品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在德国科研体系中,四大科研机构最具代表性,其是在二战后的建制化发展是德国科研实力快速复苏包養的关键因素。它们作为德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定位上各有侧重,形成了分工明确、统筹互补的有机体系,共同造就了德国解决重大、复杂性科学挑战的主要阵地。 马普学会。马普学会成立于1948年,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生物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基础研究和跨学科创新,是德国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科研机构,科研活动采用学术带头人(PI)制,约9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弗劳恩霍夫协会。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于1949年,为发展面向企业需求的应用性科研而建立,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研究机构,科研活动以委托科研为主,经费70%来自政府和企业委托的项目,30%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是拥有众多研究实体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和生态等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约7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亥姆霍兹联合会。亥姆霍兹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是德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以国家中长期性科研任务目标为导向,借助大型设备和科研设施在健康、能源、地球与环境、关键技术、物质、航空航天与交通6个领域开展大科学研究,科研活动采用项目制,约7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随着科学技术生产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日益复杂多样,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各自分工的基础上,积极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通过建立创新效率更高的协同创新模式,实现智力上、方法上和学科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进步和交流。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多样,按合作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分为项目型、集成型、战略联盟型、平台型和网络型共5种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是一包養網种动态、可扩展、灵活的合作模式,其组织结构紧凑,参与者之间的科研合作密切度高,管理快捷灵活,协同效率高效,合作研究项目聚焦具体科学问题。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联合发起的合作计划(图1)。 合作目的。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自2005年起利用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交叉领域合作开发具有应用潜力的新技术,将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创新应用;通过2个或以上的马普学会下属研究所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研究所合作完成项目,实现各自无法独立完成的科研目标,填补创新链中的缺口。 组织机制。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的合作项目采用内部招标、内部竞争、联合评审、联合资助的方式,合作项目期限为3—4年。项目采用多级评审机制,先由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各派出3位所长组成评审委员会作出书面预选,之后邀请约5个项目组做项目陈述。马普学会主席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主席在评审委员会表决结果的基础上作出是否资助的最终决定,每年共批准2—4个新项目。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每年投入400多万欧元支持合作项目。 政府作用。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马普学会与弗劳恩霍夫协会合作的持续与深化提供资金和制度保障。2005年,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缔结《研究与创新公约》,在该公约框架内,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持续增加包括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内的非高校科研机构的预算,保障对非高校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加强其在德国科研体系中的地位。各科研机构在经费稳定增长的保障下承诺采取更多措施来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的质量,措施之一就是深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缩小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之间的差距。 合作成效。合作计划自2006年实施以来,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共投入约0.58亿欧元、资助项目55个。这些项目涵盖主题广泛,分布在生物技术、医学、微电子、催化研究、量子物理、信息通信、材料、能源等重要技术和具有经济意义的领域,实现了新型无稀土磁性材料、双梳光谱技术、阿秒级极紫外光脉冲激光器等技术创新。 集成型组织模式 集成型组织模式表现为一种集成化组织,这种集成是从整体及战略角度出发,打破以单一机构为主体的分散组织模式,将具有不同功能的组织要素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目的是通过相互补充,使组织体的功能发生质的突变,提升整体解决方案的供给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放大整体效应。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弗劳恩霍夫协会与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合作组建的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图2)。 合作目的。2017年,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的11家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旗下的2家研究所共同制定并启动了跨地区的微电子与纳米电子研究项目——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其目的是通过跨区域合作方式将科研与应用、科研与加工、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在基础研究和客户特定的产品开发之间架起桥梁,向科学和工业领域的用户提供新技术和覆盖完整创新链的一站式、高成熟度的解决方案,推动德国乃至欧洲的半导体和电子工业的发展。 组织机制。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将2家机构共13个研究所的2 000多位科研人员以及技术研发设备统筹组织,研究重点集中在“硅基技术”“复合半导体”“异质整合”“设计、测试及可靠性”4个未来技术领域。此外,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通过“微波和太赫兹”“电力电子”“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的设计、制造和系统集成”“光电系统”“传感器系统”“微机电系统执行器”6个技术平台,整合从系统设计到测试的整个技术价值链上的相关能力,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在柏林设立了办事处,负责协调组织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的业务活动和发展战略,办事处人员包括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负责人,4位技术领域经理负责规划技术领域的长期发展方向,若干项目经理负责联络产业界客户并对接应用性课题,以及一支传播团队负责宣传和市场营销。

新污染查覓包養價格物治理中国在行动_中国网

从2022年起,新污染物治理连续三年被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 随着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正在从“雾霾”“黑臭”等感官指标治理,向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危害的新污染物治理阶段发展。 必啃的“硬骨头” 什么是新污染物? 目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新污染物之所以称为“新”,一方面是相对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等常规污染物而言;另一方面,新污染物种类繁多,可被识别出的新污染物还会持续增加。目前全球关注的新污染物超过20大类,每一类又包含数十或上百种化学物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江桂斌认为,“在不知不觉中接触、会持久性留存、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系统危害不易察觉等,这些特质构成了新污染物的共性特征”。随着认识不断深入,以及环境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污染物的类型和数量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文献资料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大气、水、土壤中相继监测出较高含量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各界普遍认为,新污染物正逐步成为当前制约大气包養、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深入改善的新难点,也是“继雾霾、黑臭水体之后,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啃的‘硬骨头’”。 新污染物治理并非易事。 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使用国,也是最主要的化工原料供应国,在产在用的化学物质超过5万种。这些化学品的消费使用行业多,部分化学品与农业生产、生活用品、航天产品等重要领域密切相关。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撰文介绍,我国短链氯化石蜡年生产量规模可达上百万吨、“毒死蜱”(注:一种农药)涉及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它们的替代品开发较为困难,在可获得性、性能、成本、环境与安全等方面,可能存在冲突,难以实现十全十美,这给未来新污染物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新污染物治理,主要涉及化工行业及其下游产业链。近年我国工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整体大幅提升,但一些企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参差不齐。在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城市,废弃物处理不当会导致有机氯化合物残留,采矿、冶炼等产业活动会导致重金属排放和残留问题。一些农业区频繁使用农药、化肥,会造成有机磷化合物的排放和残留问题。 检测基础薄弱,也是亟待破解的难题。江桂斌发现,新污染物治理的关键点是“新”、难点也是“新”。因为“新”,存在监测方法跟不上、污染底数不明确、环境过程不清楚、环境危害不掌握、常规防治方法不起作用等问题。 新污染物毒性作用机制不明晰、高效净化技术匮乏,也阻碍了新污染物的治理进程。江桂斌建议,加快推进有关“新污染物治理科技专项”的设立,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高新技术应用,发展新污染物防控与风险预警理论技术体系,强化新污染物治理的技术支撑。 我国还面临新污染物和传统污染物污染并存的突出问题。 已有明确部署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2021年1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对新污染物治理作出明确部署,要求制定实施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半年后的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这一方案,从总体要求、行动举措到保障措施等方面对新污染物治理提出要求。 新污染物治理,有何目标? 《行动方案》要求,到2025年,我国将完成高关注、高产(用)量的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筛查,完成一批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实施禁止、限制、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法规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逐步建立健全,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 新污染物治理,如何行动? 《行动方案》从完善法规制度、开展调查监测、严格源头管控、强化过程控制、深化末端治理、加强能力建设等6个方面作出18项具体安排。比如,在完善法规制度,建立健全新污染物治理体系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完善法规制度、建立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建立健全新污染物治理管理机制。要求建立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发展改革、科技、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商务、卫生健康、海关、市场监管、药监等部门参加的新污染物治理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在开展调查监测,评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状况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建立化学物质环境信息调查制度、建立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制度、建立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制度、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等具体措施。明确要求,针对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的化学物质以及抗生素、微塑料等其他重点新污染物,制定“一品一策”管控措施,开展管控措施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社会影响评估,识别优先控制化学品的主要环境排放源,适时制定修订相关行业排放标准,动态更新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重点控制的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 《行动方案》提出开展新污染物治理试点工程。要求在长江、黄河等流域和重点饮用水水源地周边,重点河口、重点海湾、重点海水养殖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聚焦石化、涂料、纺织印染、橡胶、农药、医药等行业,选取一批重点企业和工业园区开展新污染物治理试点工程,形成一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绿色替代、新污染物减排以及污水污泥、废液废渣中新污染物治理示范技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激励政策,推动企业先行先试,减少新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总体看,《行动方案》设计了“三步走”治理工作路径。第一步是“筛”,筛选出潜在环境风险较大的污染物,纳入优先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范围;第二步是“评”,针对筛选出的化学物质包養網,将其中对环境与健康具有较大风险的新污染物作为重点管控对象;第三步是“控”,对于经过前两步确定的重点管控对象,实施全过程综合管控措施。 《行动方案》明确了治理新污染物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 如,2022年发布首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十四五”期间,对一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开展专项治理。2025年年底前,完成一批高毒高风险农药品种再评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新污染物治理的组织领导,各省级人民政府是组织实施本行动方案的主体,于2022年年底前组织制定本地区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明确部门分工,抓好工作落实。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分工协作,共同做好新污染物治理工作,2025年对本行动方案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行动方案》公布当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次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包養網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表述是强化固体废物、新污染物、塑料污染治理。 今年初,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

实查甜心寶貝包養網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深聚焦)_中国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要树立工匠精神,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 职包養业教育是培育工匠的沃土。近年来,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显著增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不断涌现,有力支撑了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当下,面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职业教育如何展现新作为?本期教育版,我们关注一些职业院校的探索与实践。 ——编  者   促进专业与产业深度融合 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交通工程学院实训室里,新能源汽车整车、零部件及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学生郭紫涵正在动力电池试验设备上进行系列测试,并完成实际装车测试。 “2022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学校新开设的新能包養源汽车工程技术专业让我很感兴趣,加之近年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乐观,我便果断填报了。现在看来,我的选择十分正确。”郭紫涵说,“在专业学习中,学校与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带领我们参与具有科研性质和生产性质的实训,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工程实践能力。” “伴随着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汽车类专业由传统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调整为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交通工程学院院长王文凯展示一张专业设置表,上面记录着这些年来专业的升级、调整、撤销等情况。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和重要载体,设什么样的专业,决定了面向什么样的行业领域,培养什么样的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谢永华介绍,学校实现了所有专业对接江苏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其中30个本科专业全部与区域重点产业对接,19个专业同时对接江苏省“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国高素质人才队伍是发展的巨大优势。”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培养拔尖人才,也要培养大国工匠、技术技能人才,需要实实在在办好职业教育。 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要求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更新中找准定位,促进专业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记者了解到,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1394个专业,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其中制造业相关专业515个,占比37%。“聚焦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我们每年优先增设先进制造业领域新专业,2023年增设了高速铁路通信技术等专业,提升了职业教育服务制造业的能力。”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李英利说。 由于人才培养有一定周期,从更高要求来讲,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不仅要“紧跟”产业,更需要“前瞻”发展。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教授唐智彬表示,信息畅通是一项关键要素,相关部门应完善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供给信息共享机制,让院校及时准确地了解产业和企业的需求,并第一时间体现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及教育教学中。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什么是工匠精神?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坚守,就是精雕细琢、追求极致的态度。”前不久,一场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举行,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钳工周皓,讲述了自己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深海工匠”的故事。 “通过数万次练习,头发丝直包養径1/16粗细的划痕,周皓用手一摸就知道。他手工加工的零部件精度可以达到0.003毫米以内,这太令人敬佩了。”听完宣讲,信息工程学院学生郎俊涛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大国工匠的决心。 “对于职业院校来说,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尤为重要。要引导学生树立技能报国、技能成才的志向,让他们看到技能人才的发展道路是宽广的,是能够实现个人价值提升的。”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校长张洪田介绍,学校充分挖掘工匠精神内涵,广泛宣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工匠典型,推出“榜样的力量,前进的方向”等专题,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大国工匠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包養網排名基石、栋梁,随着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速,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 “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人才支撑,是职业教育面临的重要使命。”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中高职学校每年培养1000万名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近年来,立足于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职校学生成才通道更加畅通。2023年,职业本科招生8.99万人,比上年增长17.82%,“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纵向贯通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得以确立。“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制度不断完善,为中职学生和普通高中学生提供了更多发展可能。 “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还要不断提升青年技术人才的获得感。”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张运凯表示,应进一步开展各类技术技能“大比武”,为青年技术人才提供更多切磋技艺的机会和舞台,引导更多青年选择技术技能型发展道路。 不断提升关键办学能力 前段时间,在华为信息与通信技术技能大赛总决赛上,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学生陈成熙所在团队,获得计算赛道实践赛特等奖。 回顾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陈成熙感触很深,“学校将面向在岗工程师的培训认证,转化为适合零基础在校生学习的课程体系,让我们能够紧跟前沿技术,学到真东西、掌握真本领。” “为求解校企深度协同育人难题,学校开展了以特色产业学院为载体的双主体育人模式探索,即每个专业群联合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或行业领军企业,共建一所特色产业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许建领介绍,在与企业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训师资、共建平台、共育人才的过程中,产业技术变革与教学改革同频共振的良性机制逐步形成。 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何实实在在办好职包養網业教育?不断提升关键办学能力,打造一批重要课程、优质教材、教师团队、实践项目等,成为题中之义。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在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84门专业课程改革试点稳步推进;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持续优化,“双师型”教师在专业课教师中的占比超过55%;一批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完成,种种举措助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不断深化。 “办好职业教育,深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的协同合作。”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邱懿表示,要以共同体、联合体为载体,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中进行专业布局,把更多高质量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大国工匠的基石、栋梁作用。

央地合作开创辽宁找九宮格教室振兴发展新局面_中国网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更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辽宁把央地合作作为重要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促进融合发展中,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在沈阳,浑河南岸,第十五届全国冬运会场馆施工如火如荼;在大连,总投资约50亿元的中粮油脂大连饲料蛋白加工项目正式开工;在抚顺,清原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2024年,辽宁共有重大央地合作项目182个,年度计划投资超过1100亿元。 共享机遇共担责任 吊车摆动长臂,井架拼接成型。位于鞍山市的中国五矿陈台沟铁矿采选工程项目现场,施工有序进行。 陈台沟铁矿项目保有资源量12.16亿吨,设计年产铁矿石1100万吨。“辽宁铁矿资源丰富、产业配套基础条件好,中国五矿具有矿产资源开发的经验和专业优势,央地携手可以共同维护钢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鞍山五矿陈台沟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洪军说。 2023年,辽宁省与央企深化合作座谈会、国资央企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先后举办,辽宁省委和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先后与52家央企领导会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份。 在营口大石桥市高坎镇,一排排白色的陆上风机正迎风旋转。 辽宁加快清洁能源强家教省建设。“围绕‘双碳’目标和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央企和辽宁都需要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中国华能集团东北分公司规划部负责人魏清超说,华能东北分公司新能源项目2023年新开家教工容量162万千瓦,超额完成年度开工目标。 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把握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辽宁谋划推进央地合作重点项目,2023年洽谈签约实施的央地合作重点项目1共享空間56个,总投资近1.3万亿元。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塔吊林立,焊花飞溅。盘锦市辽东湾辽滨沿海经济开发区,由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所属华锦集团、沙特阿美公司与盘锦鑫诚集团三方共同出资的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项目以化工新材料和高端精细化工产品舞蹈場地为主导,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华锦阿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勇强介绍,项目将带动一批上下游产业链配套项目建设,加速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产业集聚发展,助力辽宁打造万亿元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 围绕打造先进装备制造、石化和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消费品工业4个万亿元级产业基地和22个重点产业集群,辽宁充分发挥中央企业资本、科技、管理、人才、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等优势,推动辽宁产业基础再造、结构转型升级、产业配套完善,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金龙介绍,公司下属的大强煤矿2019年投产后一直被矿震问题困扰,直到去年辽宁省国资委主任孟华强带队到北京与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洽谈,双方经过多轮走访,确定了减震治理合作项目,目前相关减震治理工程正在推进。 辽宁整理96户央企集团的行业分类、主业范围、在辽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等信息,提供给省直单位和各地市,同时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等智库合作,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谋划项目。 创新模式深化合作 在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付魁军拿起两种钢材对比起来:“普通钢的强度为355兆帕,实验钢的强度达1100兆帕,高强度和高合金含量的特性,让实验钢方坯焊接成为难题,不过现在难题已经被我们攻克了。” 瑜伽教室2023年,为攻克实验钢方坯焊接工艺,鞍钢集团与鞍山市属国企鞍山冶金工业集团联合组成攻关团队。“鞍钢的科研人员对焊材有研究,我们对一线焊接操作有经验,双方合作,解决了难题,还为后续焊接生产提供了技术指导。”鞍山冶金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高级焊工董文革说。 搭建技术交流合作平台,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强人力资源交流……辽宁依托“振兴东北央地百对企业协作行动”,积极推动31户地方国企与中央企业开展多领域深入合作,促进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沈阳航空动力产业园浑南片区,由浑南区政府提供土地和基础设施配套保障,由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市场化引入8家战略供应商,目前已有4家企业入驻园区。 已入驻园区的沈阳华秦航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9月正式投产,当年实现1000多万元营业收入。公司总经理徐俊凯介绍:“政府在生产生活配套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2023年,央企在辽宁共有各级企业1846户,实现营业总收入2.4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610.7亿元。 “推动辽宁振兴发展,是央地落实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战略的共同政治责任,是续写合作新篇、实现融合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意义重大、前景广阔。”辽宁省委书记郝鹏表示。

德国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研究_中国找九宮格會議室网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不断变革的科学研究范式和日益增强的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提高了科技创新的难度,加深了科技创新的复杂度,加快了科技创新的速度,对传统单一主体的科技创新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协同创新逐渐成为“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创新型国家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趋势。 我国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在协同创新组织方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发展了创新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联合研发平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新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还存在不少弊端,协同创新的广度、深度、效果和持久性有限,没有形成基于利益驱动的协同创新长效机制。如何将科技创新主体有效协同起来,以最优化的组织模式进行创新,对于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作为科技创新强国,其科技创新体系具有独特优势,各创新主体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了相互合作的协同创新关系。德国四大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MPG,以下简称“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FhG)、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WGL)、亥姆霍兹联合会(HGF)作为德国科技创新体系中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链上各司其职,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体现了协同创新的组织特征并取得显著成效。本研究以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研究对象,从协同创新目标、合作机构、组织机制、出资方式、政府作用和合作成效等方面,分析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做法和经验,为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的协同创新组织建设提供参考。 协同创新理论相关研究 随着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协同创新的思想也逐步兴起。20世纪7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系统性地提出了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是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结果产生1+1>2的协同效应。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彼得·格勒(Peter Gloor)最早给出协同创新的定义,即“协同创新是由自我激励的人员组成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进行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我国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协同创新是指不同创新主体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合理分工,通过创新要素有机配合,经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单独要素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协同创新作为一种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集约性、学习性、有机性、自组织性等特征。 协同创新的组织方式具有多样性,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类并给出分类依据。例如,2004年,李焱焱等依据创新主体作用的差异,将产学研合作分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型、共同主导型4种模式:政府主导型又分为政府指令型和政府推动型2种形式;企业主导型包括委托开发、合作开发、共建研究机构3种形式;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型包括技术转让和专利出售等形式;共同主导型以利益为纽带,合作各方在平等地位下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2012年,鲁若愚等从创新主体合作的紧密程度,将产学研合作划分成技术转让、委托研究、联合攻关、内部一体化、共建基地、共建实体6种模式:技术转让的常见形式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出让技术,企业受让技术;委托研究是指企业作为委托方将研究任务委托给高校、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进行研究的一种行为;联合攻关的模式多以科研课题为载体、以课题组为依托,由产学研各方合作进行研究开发;内部一体化的典型形式是高校或科研院所开办企业,通过组织创新的方式将科研活动与现实经济相联系;共建基地和共建实体2种形式是指产学研各方共同投入,组建联合研发机构、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基地或研发实体。2015年,王章豹等根据协同创新组织层次和紧密程度将产学研协同创新分为项目式、共建式、实体式、联盟式和虚拟式5种组织模式:项目式包括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协同攻关3种形式;共建式的具体形式有共建研发基地、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共建高科技园区3种形式;实体式分为以高校科技企业为典型的内部实体模式和产学研各方组建法人经济实体的外部实体模式2种形式;联盟式以产业技术联盟为代表,可分为行业性产业技术联盟、区域性产业技术联盟和跨行业跨地区产业技术联盟3种形式;虚拟式则是指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建立起的网络化虚拟组织形式,有产学研虚拟合作教育和虚拟研发平台等形式。 之前文献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核心地位,较少研究关注处于创新链不同环节的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本研究尝试以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多种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例,从创新链视角分析科研机构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德国科研体系及四大科研机构的定位 德国科研体系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3个板块组成。高校从事广泛的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莱布尼茨科学共享空間联合会、亥姆霍兹联合会为代表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是德国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的重要科研力量,是国家战略性重点研究项目的主要承担者;企业主要开展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应用研究,是产品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在德国科研体系中,四大科研机构最具代表性,其是在二战后的建制化发展是德国科研实力快速复苏的关键因素。它们作为德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定位上各有侧重,形成了分工明确、统筹互补的有机体系,共同造就了德国解决重大、复杂性科学挑战的主要阵地。 马普学会。马普学会成立于1948年,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生物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基础研究和跨学科创新,是德国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科研机构,科研活动采用学术带头人(PI)制,约9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弗劳恩霍夫协会。弗劳恩霍夫协共享會議室会成立于1949年,为发展面向企业需求的应用性科研而建立,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研究机构,科研活动以委托科研为主,经费70%来自政府和企业委托的项目,30%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交流 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是拥有众多研究实体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和生态等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约7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亥姆霍兹联合会。亥姆霍兹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是德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以国家中长期性科研任务目标为导向,借助大型设备和科研设施在健康、能源、地球与环境、关键技术、物质、航空航天与交通6个领域开展大科学研究,科研活动采用项目制,约7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随着科学技术生产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日益复杂多样,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各自分工的基础上,积极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通过建立创新效率更高的协同创新模式,实现智力上、方法上和学科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进步和交流。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多样,按合作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分为项目型、集成型、战略联盟型、平台型和网络型共5种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是一种动态、可扩展、灵活的合作模式,其组织结构紧凑,参与者之间的科研合作密切度高,管理快捷灵活,协同效率高效,合作研究项目聚焦具体科学问题。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联合发起的合作计划(图1)。 合作目的。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自2005年起利用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交叉领域合作开发具有应用潜力的新技术,将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创新应用;通过2个或以上的马普学会下属研究所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研究所合作完成项目,实现各自无法独立完成的科研目标,填补创新链中的缺口。 组织机制。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的合作项目采用内部招标、内部竞争、联合评审、联合资助的方式,合作项目期限为3—4年。项目采用多级评审机制,先由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各派出3位所长组成评审委员会作出书面预选,之后邀请约5个项目组做项目陈述。马普学会主席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主席在评审委员会表决结果的基础上作出是否资助的最终决定,每年共批准2—4个新项目。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每年投入400多万欧元支持合作项目。 政府作用。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马普学会与弗劳恩霍夫协会合作的持续与深化提供资金和制度保障。2005年,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缔结《研究与创新公约》,在该公约框架内,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持续增加包括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内的非高校科研机构的预算,保障对非高校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加强其在德国科研体系中的地位。各科研机构在经费稳定增长的保障下承诺采取更多措施来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的质量,措施之一就是深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缩小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之间的差距。 合作舞蹈教室成效。合作计划自2006年实施以来,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共投入约0.58亿欧元、资助项目55个。这些项目涵盖主题广泛,分布在生物技术、医学、微电子、催化研究、量子物理、信息通信、材料、能源等重要技术和具有经济意义的领域,实现了新型无稀土磁性材料、双梳光谱技术、阿秒级极紫外光脉冲激光器等技术创新。 集成型组织模式 集成型组织模式表现为一种集成化组织,这种集成是从整体及战略角度出发,打破以单一机构为主体的分散组织模式,将具有不同功能的组织要素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目的是通过相互补充,使组织体的功能发生质的突变,提升整体解决方案的供给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放大整体效应。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弗劳恩霍夫协会与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合作组建的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图2)。 合作目的。2017年,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的11家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旗下的2家研究所共同制定并启动了跨地区的微电子与纳米电子研究项目——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其目的是通过跨区域合作方式将科研与应用、科研与加工、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在基础研究和客户特定的产品开发之间架起桥梁,向科学和工业领域的用户提供新技术和覆盖完整创新链的一站式、高成熟度的解决方案,推动德国乃至欧洲的半导体和电子工业的发展。 组织机制。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将2家机构共13个研究所的2

图片故事丨退休重返讲台的“单腿教师”有了接班人_查包養中国网

这张拼版照片的上图:在广西灌阳县洞井瑶族乡野猪殿小学,李祖清老师展示自己书写的“为人师表”(2016年3月22日摄);下图:赵艳老师展示自己书写的“为人师表”(2024年3月27日摄)。 现年69岁的李祖清自19岁开始一直在广西灌阳县洞井瑶族乡野猪殿小学教书。1981年,他在一次家访归途中被毒蛇咬伤右脚。之后他戴着假肢重返讲台,用一条腿支撑起山区孩子的求学梦。2016年3月,记者采访时发现,因没有新老师愿意到这所位于大山深处的学校教书,已退休一年多的李祖清老师接受返聘仍坚守在讲台。 近日,记包養者又来到野猪殿小学,看包養網到一位年轻老师领着学生早读,琅琅书声在山间回荡,“单腿教师”李祖清有了接班人。 这位年轻教师叫赵艳,1998年出生的她曾就读于野猪殿小学,李祖清正是她当时的老师。2020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野猪殿小学,接过李祖清的接力棒,成为一名山村教师。 好不容易走出大山,为什么又回来?赵艳说,这片大山养育了她,她愿意回到母校,培育更多渴望知识浇灌的大山孩子,让他包養们有机会放飞梦想。她希望能和老师李祖清一样,包養当一名好教师,教好每一名学生。 新华包養社记者 陆波岸 摄